白雪家园

和石钟山的对话

栗振宇：在您晚近的作品中，我比较关注你对旧女性的塑造，如《快枪手》中的秋菊、《关东镖局》中的杨四小姐、《横赌》中的文竹、《关东女人》中的麦花、《角儿》中的春芍等，这些人物有个性，几乎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东北旧女性的画卷，但同时，我总觉得你在她们身上又都倾注了大致相同的气质，是这样吗？如果是，那么这个气质又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你会反视角停留在她们身上呢？

石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这些旧女性身上的特征是东北女性身上最具共性的东西。创作离不开生活，另外在我的潜意识里，也欣赏或同情这样的女性。她们的爱与恨，她们的幸与不幸，同时也是我对待生活的感受和看法。当然，在这些小说里还有那么多个性鲜明的男人，这些人物是我在创作中放大的角色，这样的角色和这些女人组合在一起，才是一台精彩的演出。一台戏有众多角色，仅靠主角出彩是远远不够的，还需要配角也出彩，这才是完满的一台戏。在这些小说中，主人公大都是男人，但读者往往记忆最深刻的还是这些不同命运的女性，往往配角强大了，才能突出主角的色彩和力量。这是写作上的着色问题。

栗：您曾经在被采访时谈及自己对于写当代军人时的困惑，你认为自己产生这种困惑的原因是什么？有没有打算写写当代军人？

石：当代军人的主要原因就是价值体现的问题，这不仅是军人的问题，每个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是。军人是什么？答案大家都清楚，军人是为了战争而特有的这么一个群体，战争是为了和平。有了军人，才有了和平，和平时期的军人无法体现自身的价值，这是一对矛盾和困惑。建国以后，志愿军出兵朝鲜，然后是中印边境的战争、珍宝岛自卫反击战、南疆战事等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、甚至七八十年代，军人的地位在国人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，进入八十年代后，军人的价值和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换。军人的矛盾和也就因此而生。

当代军人的作品我写了不少，长、中、短篇都有，只是没有引起读者足够的重视，和平时期的军人不具备军人的典型性了，能引起轰动的因素基本上没有。这样的作品很难写，也费力不讨好，但我会一直关注着军人的当代生活。

栗：从您的作品看，您塑的人物类型非常多，有和平年代的老军人、战争年代的军人、现代机关工作人员等，请您谈谈对于“把人当人来写”这句话的理解？

石：把人当人来写这句话，我想是对待人生的态度。我们都是人群中的一分子，但人又是什么，又有多少人能讲得清楚？说不清楚的事便让文学去说，文学是最模糊、也是最接近复杂人生的一种再现生活的方式。文学即人学，这道理我们都懂。反过来说，典型的人学也是最好的文学。文学应该关注人的本体，否则文学会死路一条。当然，这种关注取自于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。你对生活冷漠，生活就会严肃；你对生活微笑，生活就还给你一缕阳光。毕竟，人是生活的主体。

栗：从“激情系列”到“土匪系列”，在阅读了几十部您的作品后，我想大致概括您作品的风格――特征明显的人物性格、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、干净利落的语言、真情洋溢的情感基调，不知道这样概括准不准确?或者说，在实际的创作中，您追求的是什么样的风格？

石：创作中题材的广泛是为了变换视角，用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各阶层的人，在创作上也是尝试着换一种口味，如同我们的胃，同一道大餐吃多了，也有厌烦的时候，当然更多的也是为了焕发创作激情。但这种题材的变化和自己的生活还是息息相关。我第一次置业后，当过公务员，干过电视编导，一切从生活出发。有了生活，有了感情，自然就有了创作上的冲动。

在创作中房间追求一种风格肯定会是失败的，应该说你适应什么样的风格。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修养，决定了一个作家的风格。风格是在作家的创作中不疑难问题流露出来的，而不是做出来的，这是很深刻的哲学命题。对人来说，性格即命运，这句话同样适合作家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作家的风格也是这样，说模糊点是天洽注定的。但主宰我们生活的是人，而不是天。

栗：您认为军旅文学的内核是什么？军旅文学应该体现或者能够体现哪些审美特征？您认为当今军旅文学创作有哪些需要克服的弱点？

石：军旅文学的核心是英雄主义。只有“英雄”才符合军旅文学的惟一审美标准。军旅文学这种提法没有科学性，我以为科学的提法应该称之为战争文学，只有战争才生产英雄，让人们为之动容和振奋。这是我们顶礼膜拜、为之颤抖的英雄。这样的英雄形象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为之自豪的。

军旅文学（姑且称之）的弱点很多，不仅军旅文学，我想当今文学创作都有的共同问题就是：作品的格调，对待生活的态度问题。描写鸡零狗碎的作品太多，那种正气的作品在太少。这是一个作家的世界观的问题。心里没有阳光，人格委琐的作家又怎么能写出阳刚的文学呢。军旅文学更需要这种阳刚。当然，这种阳刚不是概念式的，而应是从我们作家的血肉中喷涌而出的艺术形象。

栗：有人说当今时代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。的确，相对于过去，现代社会读小说广西的人越来越少了，电影、电视、互联网对于传统的小说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冲击，您认为作家们该如何面对日益丰富的文学传播手段？另外，在当今风起云涌的大众文化背景下，戏说文学、白领文学、快餐文化等文学样式充斥了我们的文化市场，军旅文学怎样才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？整修文学的前景又如何？

石：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全民疯读文学作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如果没有十年“**”的压抑，也不会出现那样的盛况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消遣渠道越来越多，阅读方式也不仅仅是纸媒体一家独揽了。文学的读者因此分流，这种现象也很正常。上个世纪文学热不是正常的，反而，现在人们对待文学的态度才趋于正常。我认为这对文学是件好事，而不是坏事，让读者和作者都少些浮躁，多些理智和心平气和，往往会催生出真正的文学作品。文学改变不了什么，但文学会给那些热爱生活、对未来有幻想的人提供一种、或多种生活方式。这种方式就是对待生活的态度。最早的文学模式就是神话，现在演变为文学，她会教会我们认知生活的方式。任何一门科学，都需要幻想或设想，文学恰恰具备了这种功能。于是，文学就有了她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存的土壤。不要为文学担心，过去存在的现在依然有，未来还会有。随　着人们对世界认知程度的加深，文学也在发生着变化。

栗：当前军方文学创作似乎存在一种边缘化的趋势，原汗原味的军旅文学少了，这表现在：许多军旅作家都把自己的部分精力投入地方题材的创作上；许多军旅文学作品看似是军旅题材，但其中主要内容却基本和军旅无关，军旅文学的内涵正在逐步解构。从您的创作来看，您似乎也有这种趋势，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？或者，您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军旅文学应该具有哪些必须的特质？

石：我承认有这种趋势，但我认为也属于正常的一种同化或解构。原因就是和平时期的军队的特性已被社会同化。君不见，在我们军队工作的机关人员，不论职务高低，每天八小时上班，上班时间才着军装，下班后穿便服，生活区和其他社区没什么区别。这就是和平时期的军人生活。就是基层部队也只是正常的执勤，没有剑拔弩张的战争态势，不可能要求军人去重复“狼来了”的故事。军人则只有在战争中才显示出他职业的不同，也只有战争才能令军人变得卓尔不群；而和平时期的军人只是一种职业罢了。风险程度远远小于公安干警武装警察。不仅外军，我军也在强调职业军人这一属性。军人只有在战斗中才能体会出它真正的价值和意义，和平时期则仅是和平的象征。

栗：读您的小说相对比较轻松，我觉这主要归因于您对语言的运用和流畅的结构安排，您在创作中是如何处理二者与主题的关系？

石：我一直认为小说一定要好读，好读的小说并不是削弱思想。文学就是文学，不要给她加强上许多她随不了的东西，比如哲学、文化等。文学即人学，把人写透了，自然就有了百味人生。人生又是什么？任何一个哲学命题都是人生的命运。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探讨人的灵魂更深奥的东西了，而文学就是探讨人从哪里来、又要到哪里去的问题。她和宗教不同的一点是，她演绎的是过程，而宗教告诉我们的是结果。把文学想透了，把人生想明白一些，就一知半解地知道文学应该往哪里去了，她要干什么、怎么干的问题了。所以，我一直以为，小说一定要好读，在好读中把你对生活和人的理解传达出来，仅此而已。

关于语言，我认为这是创作小说的一种工具，这种工具得心应手了，你才能顺利完成任务。语言的修炼也不是一日之功，通过语言能看出作家的追求、性格和功力。我对语言的追求就是平实、准确，努力丰富，尽可能地反的感情传达出来。

栗：二十世纪以来，各种文学思潮不断出现，这　对作家的创作了生了较大的影响，比如现代时期中的新感觉派、80年代的先锋派等，在这种大的氛围下，您为什么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情有独钟？

石：这和一个作家的成长经历有关，更重要的是童年经历。什么样的土地适合种什么样的种子，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花、结什么果，这都是命中注定，无法改变的。如果想改变，那就是嫁接出来的果实，也可能梨不像梨，苹果不像苹果，我们只能叫它“苹果梨”。一个作家的生活背景，包括他从小长大受到的教育，喜欢的书目及他周围的人，对作家的成长经历来说都至关重要。另外不可忽视的就是民族的大文化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有许多作家都努力浓度过各种流派的文学创作，我欣赏这些作家的勇气。但实践证明，结出来的果实都有些水土不服。一个民族的文学不能脱离民族文化，否则就是一条死路。文学要进步，人类要发展，相互交融、渗透是正常的，但决不是彻底地断裂。这种交融和渗透应该是了无痕迹。

栗：请您结合自己的军旅文学观念，谈谈对英雄文化和英雄主义的理解？

石：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，都有自己的英雄评判标准，不论如何评判，人们欣赏的习惯都是一样的。文艺作品承载了这种宣扬英雄的任务，因此，通过文艺作品接受英雄、走进英雄便成了我们的审美需求。

我们平凡人对英雄都有着一种天然的渴望，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为英雄，这种情绪使我们的平常生活多了些亮色。因此，凡是塑造英雄、伸张正义的作品都能很快被我们所接受，并广为流传。中国的文艺作品不计其数，包括中国的四大名著中的三部，外国的文艺作品更是数不胜数，无不是英雄和正义的化身。

作为一个作家，从内心到灵魂应该多些正气，多一些英雄情结，去塑造我们心目中的理想式的英雄，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阳光和亮色。我庆幸自己是一句军旅作家，因为战争文学说到底是塑造英雄的文学。

作者：栗振宇　华中师大在读文学硕士研究生

关于写作的问答

矛人（以下简称矛）：为什么要写作？

石钟山（以下简称石）：写作对自己来说是一件愉快的事情，也是体现自身价值的一种方式。

矛：请问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？

石：我认为每个阶段的困难不尽相同。比方说刚写作时困难很多，技术上的，文字上的都有。当前最大的困难是耐心。我想只要在写作上有耐心，就会写出不错的作品来。

矛：你写作的几个阶段该怎样来划分？

石：应该分作三个阶段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为摸索阶段，这个阶段写作很勤奋，经常为写作而激动，却是写得多，发得少，有时还很绝望。因为看不到成功的迹象。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第二阶段，作品已经不愁发表了，有的篇章还获得了一些喝彩，基本上没有废稿，写一篇发一篇，发表量也比较大，但没有质的突破。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到现在应该是第三个阶段，作品质量有了一定的提高，圈内圈外的人开始关注了，因为自己的小说成功地介入了影视，一时间还成了焦点。

矛：自己是否给自己制订写作计划？

石：大的方向上有，比方说写作题材上的变化，但细致的没有。有时想写这样一篇东西，待还没有写呢，又有一篇作品的灵感来了，马上又进行这一篇的写作。总是在变化，但大的方向不会变，所谓的方向也是近期的，明年写什么只有上帝知道。

矛：你认为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？

石：好读的小说，有很多人喜欢的小说就是好小说。我一直认为小说是写给大多数人看的，而不是供少数人把玩的。想想看，国内外的文学名著，首先都是那个时期、那个时代的畅销书，才一代代地流传下来，成为经典。如果一本书出版后根本就没有几个人知道，又怎么能够流传下来呢？流传不下来，又如何称为经典。

矛：你认为写作与生活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？

石：鱼和水的关系。写作不能没有生活，我们每个写作者都生活在现实社会中，有人抱怨自己没有生活，其实这是不对的。抱怨没有生活的人，其实是没有把自己和生活搞好，站在生活上面了，就看到生活最本质的东西了。站得高了，不行；低了，也不行，而是跟生活融在一起，成为生活的一粒分子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用这种心态去感悟生活，才会写出有生活的作品来。

矛：你认为自己还能写多久？

石：我没有想过。但我知道有一天自己对生活没感觉了，麻木了，创作也就结束了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每个人都面临着这样的一天。当有一天我写作不下去了，一定不会倚老卖老，站在文坛的位置上不挪窝。现在文学已经商品化了，你想赖着也办不到，那就找点自己想干、又能干的事去做。